让座本就出于自愿，没有人可以强迫
发布者： 来源：南海佛教网
中国的战国时代，天下分为九个州。九州所管辖的地区，纷纷向中原统治政权，进贡自己地域内的珍贵物产。这一年，来自南方岛屿的夷人，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，向中原呈献五色的织品。这种稀世珍品，引起了众人的惊叹：“太美了，这是什么？是哪里呈贡的？”
在《尚书·禹贡》里，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岛夷卉服，厥篚织贝”。
一、“岛夷卉服”是哪里？
《尚书·禹贡》是后人假托大禹治水的故事所写的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的著作。“岛夷”在哪里？“卉服”又是何物？书中没有详细的表述，只说这种“织贝”由扬州所辖的岛夷所献。
扬州，作为战国时代的九州之一，管辖的地域极为广阔，远及广东广西的海域，以及附近岛屿。胡谓在《禹贡锥指》中指出，“扬之贡，在南者”，也就是说扬州的岛夷，是在南者。而从地理上说，海南正位居扬州之南，属于扬州管辖之内。
有人亲眼见过“岛夷卉服”，是谁呢？就是苏东坡的儿子苏过。苏东坡谪贬海南时，苏过随父亲在海南生活了几年，后来在其文章《斜川集》中写道：“居岛夷，其民卉服鼻饮”，又说“岛夷绩草木为服，如今吉贝木棉之类”。苏过用自己的生活亲历告诉我们，岛夷，就是海南，卉服，就是以吉贝木棉之类织成的花衣服。
“织贝”，是印度梵语“木棉”的音译，也翻译成“吉贝”，佛经中还将“木棉”翻译为“劫贝”。 所以，织贝、吉贝、劫贝，三者通用。有文章这样定义织贝：“染其丝五色，织之成文者，曰织贝”。 黎族的吉贝布，正是以棉花纺织而成的。宋代的方勺，曾详细记载了黎族纺织吉贝的情况，其所描述的，与《禹贡》文献所说的织贝，不仅名称一样，纺织方法也很一致。
至于“厥篚织贝”，胡谓做这样的解释：“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谓之吉贝，海南之夷人以卉服来贡，而织贝之精者，则入篚焉”。也就是说，南方岛国的人，把用木棉做成的最好的织贝，装入框里，进贡中原。
二、“吉贝”来自何方？
我们知道了“岛夷卉服”是海南岛，那么“织贝”（或吉贝），是海南当地物产呢，还是从哪里引进的？
翻阅中国古代文献，记载海外“吉贝”的很多。如李延寿《南史·夷貊上》：“林邑国出吉贝，吉贝者，树名也，如鹅毛”。而记载国内“吉贝”的很少，且集中在海南岛。如乐史《太平寰宇记 岭南道十三》：“琼州出煎沉，黄熟等香，苏密蜡，吉贝布”。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：“黎---衣裙皆五色吉贝”。方勺的《泊宅编》：“（黎族）妇女采（木棉）实，取其棉，----织而为布，名曰吉贝”。
分析文献后发现一个规律，在唐宋之前，“吉贝”仅仅见于反映印度和东南亚诸国的文献中，我国文献明确记载有吉贝的，宋代之前，都在海南岛。这就说明了，唐宋之前我国大陆尚没有吉贝，但是海南岛却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，《禹贡》即是一种记载证明。
虽然根据文献记载，海南岛有吉贝的历史长达2000年，但此物应该不是海南岛的自产，而是从印度或东南亚传入的。理由之一，棉纺起源于印度和巴基斯坦，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棉织品，仍是1929 年在巴基斯坦境内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的棉布。而印度有木棉，又掌握棉织技术，以木棉织布自然很早。理由之二，黎族至今称呼木棉树为“蛤”，木棉花为“贝”，其发音与印度语“吉贝、劫贝” 相同。理由之三，海南文化习俗与印度等东南亚文化习俗相同，如嚼槟榔、公房、干栏建筑等。 相同的习俗文化，证明了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，古已有之，历史悠久。
据此，我们做出如下推导：吉贝（织贝）先从印度（或东南亚）传入海南岛，再由海南黎族入贡给中原，这一点被史籍记载下来，由于此物颇受欢迎，东南亚诸国陆续将织贝（吉贝）入贡中原，直到宋代，织贝（吉贝）才慢慢传入大陆南方地区。
三、吉贝的传播路线
吉贝从印度（或东南亚）传入海南，再传入中国南方地区后，并没有停止传播的脚步，继续向东传播到了日本。陈寿《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》，描述了日本有吉贝（木棉）的情形，“以木棉招头”。又说到日本与海南的穿着和用相似，“所有无与儋耳、珠崖同”。这可以证明“吉贝”确实从中国传到了日本。
因而，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吉贝的传播路线：战国之前，从印度传播到东南亚；战国时期，从印度或东南亚传播到海南岛；战国至宋代期间，从海南岛或从东南亚传播到中国南方地区；宋代之后，从中国南方地区传播到日本。
让人惊喜的是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，早期佛像的南传系统，于汉代至两晋期间，也是沿着“中印度—东南亚---中国南方---日本”这条线路传播。佛像南传系统，与吉贝传播线路，不仅传播路线相似，时间也大体相近。
于是，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两条传播路线，拿来互相印证，互相佐证，以弥补资料的不足。而吉贝的传播路线，对于佛教海上传播以及佛教初传的研究，开启了一条新的思路。如《南齐书·东南夷传》就记载有永平二年，扶南国进贡“吉贝”，这次进贡就是从海路登陆广州而进入中国大陆的。真正让我们振奋的疑问是：佛教的传播路线，是不是也走了“吉贝”的传播路线？
四、动物造像的佐证
除了吉贝传播路线的印证外，出土的胡佣和西域动物造像，也是一个重要佐证。
古人的航海能力不可低估。我国南方与西域滨海地区的交往，海路一直是人们既安全又便捷的选择。因为陆路交通不仅比海路多出几倍的路程，更有崇山峻岭的阻隔，恶劣自然环境与毒蛇猛兽的威胁，加上政治制度民族习俗等的制约，使陆路交通艰难万险。而海路唯一的风险是台风，但台风有季节性，只要认识和掌握规律，就安全得多。
我国东南沿海与西域滨海地区，通过海路交往的历史应该很久远，东南地区汉墓出土的西域胡佣，和汉代石刻造像，正是这一历史的忠实记录。如广州地区西汉末期和东汉墓葬中的裸体胡佣，头顶上或手上托一个钵，具有印度北部的习俗特征，显然来自印度的恒河流域。
东南地区遗存的大量西域动物造像，显示着西域文化的输入。班固的《西都赋》，描绘了西域诸国向中原朝贡的动物：在长安西郊的苑囿里，“有九真之麟，黄支之犀”，“越巨海，至于三万里”。班固所描绘的，与东南地区遗存的汉代西域动物造像完全吻合，这说明苑囿中的动物，大多是“越巨海”而来的。又如西汉晚期，印度南部的黄支国，遣使向汉朝“献生犀牛”，这种重达2吨的巨兽，只能通过海路运输到汉地。后来在东南地区汉代画像石刻中，发现不少犀牛的形象。
可以肯定的是，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，西域一些大型动物，经海路输入了中原。对此，我们更关心的是，除了动物的输入外，是不是还有佛教文化的输入？而经海路传入的佛教文化，在进入中国时，第一站就是海南岛。
五、口口相传的佛教
在佛教传入中国的研究中，学界一直只重视文献记载和直接物证，从而得出最早从陆路传入的结论。
其实，佛教在早期传播中，并没有佛经、佛像、佛寺，仅仅依靠口口相传。那种以佛经、佛像为标志来判断佛教传播的研究方法，是不是本身就违反了佛教发展的客观规律？
而且，史官写作的所谓“正史”，只侧重记载朝廷的军政大事，发生于民间的生活琐事，很难被记录在“史籍”“文献”之中。至于边远地区的“岛夷”之事，也许只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，偶然提及吧。
佛教传播史的规律又提醒我们，佛教最初沿海路传入我国东南地区时，开始只在民间传播流行，到后来引起朝廷的注意，并对朝廷产生影响作用，那已经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。
总之，既然佛教口口相传的核心是传播“观念”，其文化载体就是“人”。所以，判断佛教初传中国的标准，应该是早期来华传播“观念”的僧人。如前所述，海路交通早于陆路交通，最早来华的僧人，一定是沿着海路进入中国的。
而海上中国的门户，就是海南岛。
